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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小说网 -> 玄幻魔法 -> 特工的故事正文 特工的故事第7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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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果然蹲在他的办公桌边，枪口指向墙壁——头盔刚刚落在那里。www.83kxs.com我立即向他射击，但他马上又缩回了办公桌下，同时从桌子底下向我开枪，我立即向一旁扑去，在我落地时听到了北野的枪里传来的“咔嗒”声——他没子弹了。我立即起身向桌子下开枪，他就地一滚，在枪了几声后，我的子弹也打光了。我顺手将枪扔向了北野，他动作很快，一向子就从办公桌周围的那块小地方蹦到了屋子一偶的较开阔地带，我向他扑去，他继续向侧面一蹿，我扑到了他刚才呆的桌子周围的地带。北野向门口一挪，顺手拿起了挂在墙上的日本军刀——糟糕，我现在开始后悔刚才不该扔空枪砸他，因为我现在完全是徒手对他的军刀了。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向他扔去，北野很轻松地用军刀一劈，那本书被齐齐刷刷地切开了，这并没有阻挡他向我逼来的步伐。我又拿起另一本书向他砸去，他又是一劈，准确无误地把这本书又劈成了两截，他不愧是剑道高手，这仍没有阻挡住他的进逼的步伐——他现在已经离我很近了，脸上带着狞笑。我又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辞典向他扔去，这次我扔向了他的军刀劈击的死角——他持刀的手臂，因为他的军刀可以劈向任一方向，唯独无法劈向他自己持刀的手臂。这下子他不得不躲闪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向前一蹿，正站在了他的面前，我的脸几乎要贴在了他的脸上——这时他的军刀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因为对付长刀就如同对付棍子和鞭子一样，当你冲到了他的面前时，这些武器就会失去效力。当一个人差不多脸贴脸地站在你面前时，你手中的军刀根本劈不到他，因为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更没法抡起军刀了。
北野被我这一新奇的招法震惊了，我趁机一记低发的上勾拳打在了他的裆部，当他被击中后弯下腰时，我又借机一个转身过腰摔将他扔在了地上，他的军刀也掉了。但北野不愧是个老手，刚一倒地就一记外摆腿踢在了我的腰上，同时去够掉在地上的军刀。我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只钢笔，就立即拿起来并取下了笔帽。这时，躺在地上的北野已经拿到了军刀并准备向我劈来，但用军刀砍人前是要有一个抡起的过程的，北野在地上向我抡起军刀时，我也在用手中的钢笔沿着最短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向他的脖子刺去。当他的军刀还在半空中时，我的钢笔尖已经刺进了他的颈动脉。
2003年1月25日14：35——东京时间我坐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执行间谍任务，却经历了这样的生与死的考验。我现在在飞机上坐着无聊，大脑便开始搜索着所有关于间谍的信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都在追溯间谍这一行业的起源，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竟然说最早的间谍是在《圣经》里的摩西那一时代，但最后最全面、正统的间谍学的起源被认为是在中国，因为《孙子兵法》里详细地阐述了用“间”的理论。科技在不断地发展，技术情报手段在不断地更新，但《孙子兵法》里的人力间谍理论却从未变过，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间谍这一行业也由于影视小说等作品的渲染而变得浪漫化了，它的残酷性却往往因此被人忽视。以前我就提过对外情报工作的难度是大于反间谍工作的难度的，因为在国内反间谍时你有着种种为你的侦察提供便利的特权，又有着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但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任何特权来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一切都需要绝对的保密，而且有时你会发现你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敌对国家的整个反间谍机关，军队和警察。但即使这样，在历史上仍有许多间谍能从敌人的天罗地网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期，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可见间谍这一行业被神化也的确由其原因。奇怪，我怎么又开始琢磨这些抽象的东西来了？可能是我被囚禁的太久了，养成了*琢磨事情来消磨时间的习惯了。不想了，睡觉吧。在我闭上眼睛时，大脑中又闪过了麦克阿瑟的那句话，不过我替换了主语：spie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间谍不会死，只会慢慢消失。（完）
后记：2003年8月2日11：00——北京时间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特工的故事（第四部）
第十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一）
2003年9月12日22：39——伦敦时间
我坐在带着外交牌照的车里，等待着刘文泰的到来。我来伦敦快一周了，一直等待着这一刻。我这次的任务是从刘文泰那里拿到他所掌握的中国政府内部为a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刘文泰出生在新加坡，后来移民a国，并成为a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人员。由于他在新加坡出生，所以在长相和语言等方面在向中国渗透这一点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刘也的确是一名很有成效的特工人员，他不仅打入了中国政府的高层圈子，而且还成功地渗透了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为a国情报部门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a国情报部门将他从一线调到了a国情报部门的机关里做案头工作，但可能是因为刘知道的内情太多，触及了a国情报部门的利益，他开始在a国情报机关内受到排挤。后来，刘由于长期从事紧张的秘密工作使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经常做一些不太正常的事，不过都算不上大事，但最终他还是在一家超市里偷窃小日用品时被保安抓获。a国情报机关则借机将他踢出门外，刘一下子就成了一名流浪汉。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坚信自己之所以因小事被开除是因为a国情报机关早就有缷磨杀驴的想法。他曾向有关方面投诉过，但自然不会有结果。这件事也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十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外出购物归来后突然发现口袋里被人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纸条的作者是刘文泰，他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当年由他发展的而且现在仍在中国政府内的a国情报员名单，交换条件是我方向其提供若干数额的美金以解决其生活上的问题。这名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t机关的驻外情报人员，看来对方显然知道他的身份才专门把纸条递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不是个恶作剧，而且纸条上还提到了一位敏感人物，仅凭这点就可以确定此人应该是刘文泰一样的知晓内幕的人物。估计他是为了躲开a国反间谍部门在国内无孔不入的监视才把地点选在第三国的，但像他这样敏感的人物离开a国国境也肯定是要被跟踪和监视的，更何况英国反间谍部门5和a国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估计也会对他进行监视。刘文泰在纸条上还写了交货与付钱的时间与地点。为确保交易时不出意外，t机关决定派一名行动特工负责在现场与刘交易，由于t机关驻英情报站全是由负责政治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和反间谍情报三条线的秘密情报人员组成的，所以没有专门执行危险的外勤任务的行动特工，t机关总部便将我派到了英国。
我到了伦敦后一直住在使馆，因为这次我的掩护身份是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的外交信使，以信使为掩护身份是因为信使在国外都是短期出差，最多十几天就回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刘接头，在拿到资料后就可以把情报装入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邮袋安全地带回国，因为外交邮袋是不受侵犯的。但这只是在敌人不敢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以前就出现过信使被杀，被绑架，邮袋被劫的情况，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人也许还记得影片在一开始就说两名德国外交信使被杀，证件被劫。这虽然是电影，但现实中也不乏其事。冷战时期，法国情报机关〃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特工一次想在国际列车上夺取两名苏联外交信使铐在手腕上的外交邮箱，但见这两名苏联人身材高大，看起来训练有素，估计是由克格勃的行动特工假扮的，就没敢贸然直接下手。后来法国特工设法住在了两名苏联人的卧铺隔间的隔壁，然后他们在两个隔间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个眼，对两名苏联人施发了催眠气体，在两人昏睡过去后偷到了外交邮袋。
我这次是和另一名真正的信使一起来英。一般情况下，临时出差的人可以选择住在外面的旅馆里，但信使则必须住在使馆里以保证其安全，而且信使一般要在使馆里住上几天到十几天，等使馆方面回复完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公函后再将复函带回。信使在使馆等待的那段时间一般都颇为无聊，所以和我同去的那位信使竟然带了一部电视剧的影碟去以打发时光。我为不引人注目，所以很少出去转，但我也可以肯定我已经被5拍了照——我是坐着使馆来机场接我们的车进入使馆的，但这也难不倒5的反间谍技术人员的，他们在鉴别外国情报人员方面一直居世界前列。驻英使馆的研究室里居然还有两位是我在xx学院时的老师，他们是被xx部以干部交流的名义派到驻英使馆来的，因为xx学院由xx部直接管理，所以其教师也算作事业单位编制的xx部干部，但教师出身的人在使馆一般都是做调研工作。使馆的日子比较平静，只是每周三下午要有点风波，因为这是流亡英国的〃藏独〃分子每周都铁定了要来中国使馆前示威的时间，但他们也不敢太造次，如果使馆碰巧在这时有外事活动的话，就会把电话打到苏格兰场，到时自然会有英国警察来驱散他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盼着刘快点到来，大半夜地呆在这个不熟悉的僻静地点不是很安全，真遇上亡命的劫匪他们才不管什么外交特权与豁免呢，警察倒是轻易不敢犯这条。我在开车来这里的路上发现了有车在跟踪（使馆的车外出一般都要受5的跟踪），但我在路口转弯时轻易地甩掉了他们。我以前就看过刘的照片，也了解一些他在中国时的活动情况，现在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能认出他来。
2003年9月12日22：40——伦敦时间
规定的接头时间到了，我在车里向四周望去，看见一个人从小巷里向我走来——果然是刘文泰。他见了挂着使馆牌照的车子和坐在车里的中国人后就直接向车子走来。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后就问我钱带来了么，我指了指车的后座，他让我把钱拿过来。
他在看了钱后就递给了我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个电脑优盘。我说：“我怎么知道里面就是我要的东西？”刘笑了笑说：“间谍活动也是有游戏规则的，我是一个老特工，当然明白这一点。a国情报局破坏了对自己人的游戏规则，我当然也没必要遵守这些规则了。比如，他们本来是不允许我出境的，但我还是耍了他们，溜到了英国来。我们之间的规则是你给我钱，我给你情报，如果我骗了你，恐怕你要找到我也不是很难吧。我听说你们t机关的行动特工可是比国家安全部的厉害得多了。我可怕会中国功夫的杀手，哈哈。”——他居然知道t机关的存在，事实上目前也没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知道t机关这个中国最秘密的情报机关，知道的也不是太确定，只是把它当作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秘密部门。看来刘对中国政府的渗透真的是很深。而且他对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的行动特工的比较也是不无道理的，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地方各级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并非一个实战单位，尽管它也有自己的对外情报特工和行动特工，但在外勤秘密活动方面还达不到t机关的实战水平，因为t机关的特点就是以外勤秘密情报活动为主要业务，不存在什么指导地方各级机关的工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地方分支机构，只是在国外有许多情报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和更隐蔽的情报单位sd——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关系。
刘文泰下车后，我也调头把车开走了，但我刚开了几步就从反光镜里发现刘文泰的身后出现了两个身影，并向刘快速逼进。不好，我立即调转车头开了过去。
当我逼进那两个人时已经看见其中一个掏出了刀子。我快速逼上去，把车挡在了他们和刘之间。我猛地把车门推开，撞在了那个拿刀的人的身上，他被撞退了几步，刀子也掉了。我刚一下车，他就一拳打过来，我闪身一躲，他的拳头打在了车门上。这时我也看清了对方——他看起来瘦小但很精悍，很像广东人，估计是当地华人移民的黑社会成员。我借机抓住他打在车门上往回收的右臂向左后方使劲一拉，同时突然发力来了个侧闪，左脚在下面使了个绊，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式摔跤里的“泼脚”动作，一下子就把他摔到了我的身后——他倒在了紧贴车轮的位置。他刚要站起来我便用右手的掌根向上猛推他的下巴——打击下巴也可以用拳，但有人曾经在用拳重击对手下巴时把自己的手指也打伤了，当然，对方的下巴的境遇也不会太好，但如果用掌根的话就不会造成对自己手部的伤害了，而且两者打击的效果也差不多——这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但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人从后面紧紧地锁住了——是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技术很熟练，用伸直的手掌的食指外缘用力卡我的喉结，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的前面助力。我刚要进行反击就感到对方的压力一下子小多了，紧接着他的手干脆就松开了。我向前跳了一步回头看去，刘文泰站在袭击者的身后，右手完全伸直——看来他刚才在袭击者的背后向某个部位戳了一指。当袭击者转过身面对他时，刘文泰伸直的手掌像金蛇吐信一样快速地将指尖在对方的喉结周围戳了两下，对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
刘文泰对我说：“孩子，你快走吧，我照顾得了自己，后会有期。”然后就向小巷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快速开车回到了使馆，路上也没出什么意外。
2003年9月21日08：42——北京时间
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起来接了电话。对方说：“您好，我们是xx文化发展公司，已经收到您的简历，请与今天上午10点来我公司面试。”——这是t机关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在用暗语通知我上午10点到t机关三号办公楼报到。我本来现在是在完成了在伦敦的任务后的休假期，现在又有事找我，估计剩下的假期休不成了。这次的事情看来也不会是小事。
2003年9月21日09：00——北京时间
t机关三号办公楼行动部主任办公室内，我坐在肖主任办公桌的对面。肖主任对我说：“根据刘文泰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和国家安全部一起抓获了大量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叛徒，包括许多福建省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一名供认自己除了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外，还为台湾军事情报局工作，并曾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他又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在台湾受训期间在曾一名军情局特务喝酒，对方喝多了，无意中说出他过去曾在军事情报局在台北郊外的一个秘密的据点任管理员，因为那里保管着大量军情局在解放军内部发展的情报员的档案。对方特意向他炫耀那时自己接触的档案全是最高机密。” 他说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严肃地看了看我，然后说：“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台湾了。”
“你是说我把那些档案带回来？”我问到。“对，但档案有好几大铁柜子，看来你还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2003年9月23日10：34——北京时间
我站在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训练场上的模拟跳伞台上，这将是我今天上午第三十次跳出“机舱”了。自从我在肖主任那里接受了任务后就开始了伞降强化训练。跳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刚到一局后就在这个特种大队接受了跳伞训练，因为这是行动特工的必训科目。如果想秘密潜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有三种途径，即陆路，海路和空中。陆路渗透就是指偷越国境，但如果对方不是邻国的话便没办法了，走海路则可以通过直接潜水登陆，也可以乘潜艇或高速摩托艇登陆——朝鲜特工和特种部队常用这种方法向韩国和日本渗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水上特种部队，即战斗蛙人——在台湾一般被称为水鬼，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偷袭大陆。甚至在007的影片里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穿着潜水服上岸的镜头，在“thunderball”一集里还有他和大批特工（在小说里是潜艇水兵）穿着潜水服在水下与敌人的蛙人集体搏斗的精彩场面。但如果要被渗透的国家是个内陆国，恐怕潜水也会失去作用。而空降才是万能的渗透方式，因为哪个国家的上头都是天空。
我在这里先强化一下出舱动作，几天后再与去伞训的特种兵们一起真正地跳出机舱。我在这里还可以熟悉一下将和我一起去台湾的特种兵们，他们将由哈连长带领。哈连长是蒙古族人，以前是27军的一名侦察兵，后来考上了军校，在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特种作战及侦察指挥专业学习了三年后被分到了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这次他将带上一个武装侦察排和我一起去台湾——很多人搞不清特种兵和侦察兵的区别，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只是规模上不同罢了，按传统的编制，解放军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由团部直属的特务连，其中有一个侦察排，负责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进行战术侦察，如果到了师的层次则至少要有一个独立的侦察连，可以担负战役层次的侦察，要是到了军区的层次则需要有一个较大的侦察单位来进行战略层次上的侦察及特种作战任务，叫做特种大队，以前叫侦察大队。由此可见，侦察兵和特种兵其实是同一兵种，只是编制小的单位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编制大的单位执行战役和战略层次上的任务。举个例子，如果你需要侦察敌人的一个火力点的火力情况或抓一名俘虏，则一个侦察班就差不多够用了，如果你要对敌人首都的要害部门进行突袭或摧毁敌人防守严密的军用机场，核设施或指挥部一般就必须要整个特种大队参战了。特种（侦察）兵也分许多种类，但只要大体上分为武装侦察和技术侦察两种就可以了。基本上每一个部队的侦察单位都是由武侦分队和技侦分队两部分组成的。
按t机关行动部的计划，在我们秘密空降到台北后，我先带着那个提供情况的人，原福建省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史建斌去将那个透露秘密据点情况的台湾军情局特工王世俊擒获，然后对他进行审讯，查出秘密据点所在地，再带着特种兵突袭秘密据点，然后由我方派飞机来把我们和绝密档案一起运回大陆。当然，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方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
台湾方面曾为防止大陆方面的空降采取过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可笑的一点是在一些城市的电线杆顶端插上尖锐的长针，这样就会对空降人员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只能在我方空降兵大举进攻时起到点作用，但不会有什么回天之力，因为不会每一名空降兵都正好跳到电线杆上。而对于小规模的我方特工或特种部队的秘密空降则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小规模的敌后空降一般都是会把地点选在郊外的，要是在市区空降很容易会被警察或市民发觉。
2003年10月14日23：48——北京时间
福建省某地，我和哈连长及三十几名特种兵就要登机了，同机的还有一名总参情报部门的军官，他叫李明，曾经秘密潜入过台湾，非常了解台湾的情况，和我方在台湾的潜伏人员也有过长期接触，并且练出了和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一模一样的口音——我在这之前也专门接受了台北方言的强化训练，训练之余我还常看一些台湾电视连续剧，一方面摹仿语言，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台北的风土人情——这比模仿日本人容易多了，起码语言上的问题不大，但关键是要注意言行举止要有台湾特色，不能暴露出大陆人的风格。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朝鲜特工对韩国的渗透，韩国安全企划部和警察曾对老百姓发布公告，如果在街上发现一些穿同样的衣服，都留着短发，土里土气，带北方口音（其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了），做事唯唯诺诺，怕惹事的人就立即向警方报告————与其他国家的警察不同，韩国警察的第一要务不是维持治安和打击犯罪，而是对付朝鲜的特工人员。
李明比我大几岁，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总参情报部门从事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是我们这些人里唯一一个对台情报专家。我们潜入台湾以后具体工作的开展就全＊他了，因为他负责与潜伏人员的联络，在整个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建斌当然也和我们一起去，台湾方面为他提供过了伞降训练，倒也省了我们的事，只是事前让他又温习了几遍。他实际上也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能帮我们抓到王世俊以查到秘密据点所在地。这也是他戴罪立功的一个好机会。
登上飞机后，哈连长才向战士们介绍了我们的任务，此前为了绝对保密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这次具体是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一听就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个战士马上说：“我一听是来福建还以为是让我们当打台湾的尖刀部队呢，可把我乐坏了。”哈连长笑着说：“那你明年就别退伍了，一直等着吧，真打的时候我肯定让你第一个空降到台湾 。”一个坐在我身边的战士听说我是行动特工后居然偷偷地问我有没有杀人执照——看来他是受到了007的影响。其实所谓的杀人执照纯是扯淡，就算英女皇为007颁发了杀人执照，他来中国杀了人被抓照样要被判死刑，中国的法律是不会给英女皇面子的。反过来说，就算你没有杀人执照，你为本国政府杀了人之后只要及时逃回本国也不会被对方处死。所谓的杀人执照其实就是你杀人后逃跑的本事。但英国政府也的确向6（007的工作单位） 的特工人员进行过授权，准许他们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恐怖分子”使用致命武力，但这种“杀人执照”并不会阻挡利比亚反间谍部门的活动的。
这时一个战士又说：“反正我们都要到台北去，那干嘛不干脆借这个机会把陈水扁给干扁了？”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战士马上说：“虽然我们只有三十多人，但如果策划得好的话，真打进他的总统府也不是不可能。”——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偷袭青瓦台的那件事。那次也是三十多名特种兵，他们着韩国军装潜入汉城，准备刺杀韩国总统等高级官员，但因不慎穿着苏联制军鞋被警察识破，后来被韩国大批军警追剿，大部分突击队员英勇牺牲。这突然让我对这次来台湾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2003年10月12日20：25——台北时间
“总统”陈水扁的办公室门外，“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以前的“军统”）局长戴伯特正在等待着陈水扁的召见，由他的部下潘境原策划的这次“诱捕共谍”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扁总统的极大兴趣，竟然在一听到这个计划后直接让戴伯特来他的办公室面谈。
面谈开始后，戴伯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这实际上是由军情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提出的。潘的部下黄大伟在大陆策反了福建省某机关工作人员史建斌，在黄的推荐下，潘让其来台接受军情局秘密训练。但在史来台后，潘境原发现史并不适合情报工作，不可重用，但现在已经让他知道了不少内情，让他活着回去似乎不是太好。在想到这一点时，他又觉得这么做一旦走漏了风声军情局将信誉扫地，没有大陆人再敢为其服务了，而且这在内部影响也不太好。于是，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命令手下的王世俊少校，即史建斌的密写术教官请史喝酒，并装做醉酒向史透露其曾在台北的阳明山附近某军情局绝密基地任职，该基地内藏军情局的大量关于在大陆军队系统内发展的情报局的文件，其中许多情报员的级别和军衔非常高。
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料到史这种人迟早要被大陆方面逮捕，而且由于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算大陆不知道，军情局也可以故意走漏风声让其被抓，这样他就可能在被审讯时说出所谓阳明山秘密基地的事情。由于特意说明了那里的绝密文件是关于解放军内的台湾特务的，按目前台海的局势，大陆方面肯定会急于得到这些文件以尽早消除军队内部的隐患的，因为这些军队里的内＊暴露的越晚，大陆将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就越小。
于是，当史一回到大陆，军情局的特工就对他进行了监视，一旦他被安全机关逮捕或突然失踪就向军情局汇报——估计很快大陆方面就会对“绝密基地”采取行动了。
现在戴伯特已经得到了情报员的密报，史建斌已经被大陆安全机关逮捕。戴估计时机已到，便立即向陈水扁汇报了这一情况。
按军情局的计划，大陆在知道绝密文件的信息后，肯定会派特工人员来台夺取这些文件，到时候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将其抓获，但并不是等其一入台就动手，而是先对其进行监控，因为这些特工不可能不寻求大陆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通过监视便可以发现在台湾隐藏得很深的大陆潜伏人员，这些人都是心腹之患，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连根拔掉——大陆方面想通过派特工来台夺取文件以查清在大陆的台湾特工，而军情局的行动却可以借机查清在台湾的大陆特工。这样一来，大陆就失去了在台湾岛内的耳目，恐怕其不敢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就算大陆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也将在情报上占很大的优势。
戴伯特汇报完毕后，陈水扁高兴得眯起了眼睛，说到：“这个计划很好，很合理，估计大陆方面会上钩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陆在台潜伏人员始终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这次要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给大陆点颜色看看。我会让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和国军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你们的行动。国防部高层也将会为你们专门抽调‘夜鹰部队’来负责直接对付来台的共谍。”
陈水扁之所以提到法务部调查局是因为这次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岛内反间谍工作，尽管是军事情报局的人出的这个主意，但军情局只负责在大陆和海外进行情报工作，无权在岛内进行此类反间谍工作，此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法务部调查局”，即前“中统”。它是台湾各情治单位中实权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在岛内不仅有秘密调查的权力，还享有拘捕等强制性权力，其侦察范围也极广，凡是和政治安全及贪污受贿有关的案件都要由其插手，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不像它对外宣称的那样只限于岛内，它同时也从事对大陆的进攻性的情报工作。陈水扁也不仅用它来对付间谍，还用它来调查选举等政治活动中的“黑金”案件等，以确保岛内的政治稳定和陈水扁本人的政治地位。刘德华和梁家辉曾主演过一部叫《黑金》的影片，就是表现调查局人员调查黑社会人员渗透台湾政坛的案件的。
这样一来，等大陆特工到了台湾，就会由调查局人员负责全程监控，军情局人员配合。如果对方有武装，则可由“夜鹰部队”出面对付。“夜鹰部队”即宪兵特勤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在平时反渗透的特种部队，是台湾各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编制在一百人左右，目前编为三个组，包括主要配备手枪及冲锋枪的突击组、配备5冲锋枪及6步枪的支持组，以及配备狙击步枪的掩护组，平时都固定维持在三分之二人员待命的状态。
戴伯特又说：“由于这次是来直接夺取文件，所以估计大陆方面可能派出武装特工，甚至特种部队。我看是不是有必要通知内政部警政署，让其命警方的维安部队和霹雳小组也做好准备，一旦武装共谍漏网窜入市区，就可以发挥维安和特勤人员的室内近距离作战优势将其歼灭或擒获。”陈水扁说：“嗯，不错，应该让他们也有所准备，不过要注意不要再扩大知情范围了，免得被对方察觉。”然后，他把身子往后＊在了椅背上，一字一句的说到：“这次要让共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他们在台湾的老本都赔上。”
2003年10月15日00：41——台北时间
飞机到达预定地点了，地面上没有什么动静，看来没有惊动敌人。在地面接应的潜伏人员也发来了信号，战士们都起身准备跳伞，我暗中观察了一下史建斌，他好像有点紧张，得看紧他，免得他再次反水，在落地后乘夜色溜掉。李明在经过我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排队跳了出去。很快也轮到我了，我走到机舱门口，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纵身跳出了机舱。
特工的故事（第五部）
第十一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二）
2003年10月13日10：00——台北时间
台北阳明山“芝山庄”军事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内，台湾“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相关人员正在召开绝密会议，讨论“诱捕共谍”的具体方案。为了尽量保密，参会各方都是在缩小范围后选定的部门——－－一般来讲，涉及重大反间谍业务的事项也应通知“内政部警政署”和“总政治作战部”等部门派员与会。
但为了保密起见，按陈水扁的指示，仅由以上与此案直接相关的部门参加讨论。其中，“国家安全局”号称台湾的“情治太上皇”，因为它负责协调其他所有情治单位的活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事实上“国家安全局”就是模仿中情局建立的，而“法务部调查局”则是在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的模板上建立的。“国家安全局”也不仅仅只是个总的情报协调机构，它也可以从事直接的对外情报工作，其成员在海外一般都是以台湾“外交人员”身份出现，出了问题时一般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相比之下，同样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军事情报局”人员则一般在海外以非官方身份出现，即情报界通常所说的“illegal”，出了问题则很少由外交渠道解决，台湾方面甚至可以干脆就否认出事的特工是自己的人，因此其工作的危险性要大于“国家安全局”驻外人员。
“宪兵司令部”与会是因为其下属的精锐特种部队“宪兵特勤队”（代号“夜鹰部队”）将负责对付武装的大陆特工或特战队员。宪兵是“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重要政府部门，外国驻台“使馆”，以及国际机场，核电厂等重要目标，维持社会治安，处理突发事件，并负责进行反恐怖，反渗透等专项任务————这一点上与大陆的武警部队相似，但不同的是，大陆的武警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执行公安任务的准军事部队，一般来讲，战斗力是弱于解放军的。（日前台湾“军事情报局”提出的大陆将出动武警进攻台湾的说法基本上等于。。。）而台湾宪兵则是“国军”中的精英部队，蒋介石当年在视察宪兵部队时就亲口说过：“我宁可失去正规军的一名连长，也不愿失去宪兵的一名士兵。”——－宪兵的武器装备一般也要比普通“国军”轻步兵部队精良得多，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据说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就是日军在攻陷南京的过程中在雨花台遭到了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宪兵的沉重打击，用一名日本军官的话说，在中国宪兵的德式冲锋枪的强大火力面前，日军士兵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简直成了烧火棍——日军在中国宪兵的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为了泄愤，日军竟然对无辜平民下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屠城大惨案。如今，宪兵仍在台湾的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解放军一定会先派出特种部队对设在台北的台湾要害目标进行致命打击，而“国军”正规军部队一般都驻扎在郊区，要赶来迎战需要一定的时间，担任这些重要目标，包括“总统府”的警卫任务的正是宪兵部队，在正规军赶到之前就要由宪兵来拼死保卫这些地方了。所以台军特别重视宪兵的建设，其特种作战分队，即宪兵特勤队的战斗力在台军所有特种部队中是最高的，平时专门负责应对大陆特工和特种部队的渗透，并担负台湾岛内主要的反恐任务——宪兵特勤队每三个月都会与航空公司合作，登上客机进行反劫机演练。如果这次大陆特工武装对抗情治单位的抓捕，则由宪兵特勤队设法将其制服或击毙，也就是说，宪兵特勤队将担任与大陆特工直接的武力对抗行动。另外，台湾的宪兵不仅从事军事及准军事活动，而且还具有侦察权，不仅可以侦察军内案件，甚至还可以侦察地方案件（不过在不久前的改革中台湾宪兵的这一重大权力被取消）——军事组织享有对地方事务的侦察权，这在各国强力部门中并不多见。事实上，早在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宪兵就是享有这一特权的，大陆较早时候拍的一些反映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影片中就对此有所描述，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不错的反映敌后地下斗争的片子《蓝色档案》，其中就有地下党员被宪兵逮捕审讯的场面。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军事情报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这次反间设想的始作俑者，他的初步计划是，大陆特工到来后肯定会设法找到王世俊并将其绑架，以便从其口中得知秘密基地所在地，所以他建议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加强对王世俊的监视及保护，注意有无可疑人员暗中监视王世俊并对可疑人员进行反监控，重要的是要发现他们在台湾与谁联系，这样才能在逮住大陆的“派遣特工”的同时也挖出其在台湾的“潜伏特工”。“国家安全局”人员只是负责就整个行动对各部门协调，不直接派人参与侦察。宪兵司令部在前期也先不介入，只是在共产党的特工真的动起武来时再派出特勤队对付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开始时只有军事情报局和法务部调查局的人介入，而且以调查局的行动为主，因为它才是岛内反间谍的主管机关，军情局的人只是提供支持。
调查局方面发言的是调查局本部主管侦察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活动的侦防三处处长邓宏辉，他的意见是，既然共谍迟早是要从王世俊身上下手的，那调查局不妨先广泛利用自己在台北地区的眼线，仔细观察有无可疑人物突然在台北及市郊出现，以便及早发现对方，同时对王世俊进行监视加保护，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大陆特工上钩，届时将由邓宏辉亲自指挥调查局本部侦防三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及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政治侦防干员对共谍进行跟监。如果大陆特工企图绑架王世俊，调查局特工则先让其得手，然后一路尾随，关键是要查清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潜伏人员。王世俊在被绑架后会说出一个地点——那里并没有什么绝密档案，只有事先设伏的宪兵特勤队员，王还将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并通过熟人等关系使他们进入——这样对方才不会杀他。等他们到了地方后，宪兵特勤人员将使用震眩弹，催泪弹，及国术等种种手段和技巧，力争将共谍全部活捉，如共谍武装反抗，则用狙击步枪等武器将其击伤擒获，尽量留下活口。
宪兵司令部方面同意调查局对最后一部分，即擒获共谍的方案的安排，并声称准备让夜鹰队员立即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但他提出如果共谍的火力危及到了宪兵们的安全，则宪兵方面有可能使用致命武力。
随后便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邓宏辉私下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下属——调查局侦防三处特工黄利平说：“老弟，这次对共谍的一线调查大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2003年10月15日13：40——台北时间
我、李明、刘维杰（花莲旅店老板，我在台潜伏人员）以及由刘负责管理的几名潜伏人员正在花莲旅店的秘密地下室里开会，讨论如何具体展开夺取绝密档案的工作。
我们在空降到地面后就在接应的潜伏人员的指引下脱离了空降区域，先是到达了郊外一个大院中的一个小楼，这里是潜伏人员孙玉林所经营的“广益行泰来米厂”内的一些小楼之一，对外称是米厂员工的宿舍，我们和战士们先安顿在了这里。外人一般是不会来这里的，周围人员也很少，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孙玉林除经营米厂外还经营林场，资金比较雄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络的是潜伏人员刘维杰，由于他不太方便来到郊区，所以我和李明及哈连长坐着台北市警察局保一总队的警官田子彬（潜伏人员）的车来到了他开的花莲旅店——一般人是不敢拦保一总队警官的车的。哈连长则和战士们继续在米厂内隐蔽。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和李明将让史建斌带路到达王世俊在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一段26号的家附近，然后在其下班时我们埋伏在楼道里用麻醉枪将其击昏，之后装作送病人去医院将其塞入由潜伏人员李学骅（“港风咖啡馆”老板——这些公开身份为自由职业者或个体经营者的人最适合从事秘密活动了，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很自主）驾驶的一辆带着假的警方牌照的车辆，将其秘密运往米厂并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在王供认后，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突袭秘密基地，并在得手后到指定地点等待接我们的飞机。
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对王世俊下手，据史建斌交待，王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们在路上动手的机会不大，诸如制造交通意外等拦截方法风险太大，所以我们选定在他家的楼道里动手。
2003年10月15日16：54——台北时间
我，李明及史建斌一起来到了忠孝东路一段26号王世俊的家附近，我们先没有＊得他家太近，而是坐在李学骅的车里，由于我们手上没有王世俊的照片，所以只能让史建斌肉眼辨认——今天只是认人，明天我和李明前来将他擒走——这种事最好不要让特种兵动手，因为他们外表上的军人特征太明显，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是来自大陆的，所以轻易不能让他们露面，连哈连长都一直和战士们呆在楼里。
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我们的车的方位是在王世俊的家和他的单位——位于阳明山脚下“芝山庄”的军情局总部之间的，所以也是他下班的必经之路，史建斌一直在监视着每一辆从这个方向驶来的汽车，但王世俊的车出现时，正值下班的车辆拥护时段，所以他的车开过时速度较慢，史建斌表示百分百确认对方就是王世俊。李明让我呆在车里，他下车徒步跟了过去，此时王世俊正在把车开向车库。
几分钟后，李明回来了，他已经记下了王世俊的特征和他家的门牌号，就等着明天下手了。
2003年10月15日17：09——台北时间
负责在王世俊家的对面楼里监视街面情况的调查局特工黄利平用麦克风式对讲机向邓宏辉报告：“有一辆警方牌照车辆在王家附近停留了近二十分钟，在王的车出现后，该车内一人下车尾随王进了楼里，随后又独自出来上车走了。a组的人正在跟踪，我们已经对车里的人全部拍照并录了像。其中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很像军情局提供的照片上的史建斌。”
2003年10月15日17：11——台北时间
邓宏辉一听到消息马上来了精神，看来共谍开始行动了，他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查那个警方车牌，同时着手向上级请示，准备把全部机动人员投入到对大陆特工的监视中去。
2003年10月15日17：15——台北时间
汽车已经开到了忠孝西路一段，刚刚路过了希尔顿饭店。我坐在汽车副驾驭的位子上，仔细地用反光镜观察着是否有车跟踪——从事情报工作绝不能大意，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几乎没有哪个间谍在被捕前知道自己已被监控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被抓住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道自己被发现的情况下落网的，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哪怕对某件事情有一丁点儿的疑惑也不要放过。我记得看过一部叫做《沙漠突击队》的英国影片，演的是二战时一个由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五人小组奉命去北非刺杀正在开会的盟国领导人，在路上他们被一帮阿拉伯匪徒追杀，但突然来了一架飞机赶走了这帮匪徒，这个突击队的队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飞机来赶走这帮匪徒呢？他本来可以继续思考下去，但一名队员总是唧唧歪歪地抱怨这抱怨那的，使得他分了神而没有继续注意这一点——事实上盟军情报部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特意将计就计让他们上钩，所以为了不让他们的行程受到阻碍而派飞机赶走了匪徒，但可惜的是，这名队长未能继续重视这个可疑之处，所以尽管他们最后勇敢地扮成盟军混进了盟军军营，但仍然中了盟军的圈套而全部被杀或擒获——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它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
汽车开到了怀宁街时，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后面跟了我们大约五分钟了，其他的车辆则要么在路上停下，要么转弯走了。这辆车一直跟我们保持两辆车的距离，车的前排坐着两个人。我让李学骅把车停在前面的音像店门口，然后让他注意后面的那辆黑色小轿车，然后我下车走进了音像店。
音像店里正放着刘若英唱的《后来》，我在里面转了两三分钟，假装选光碟，然后又回到了车上。在我向反光镜望去的同时，李学骅对我说：“我一停车，后面的黑色小轿车也停了，但没有人下车。”当我们的车重新开动了大约一分钟后，那辆黑色轿车又在反光镜中出现了————看来我们真的有“尾巴”了。
看来情况不妙，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已经被跟踪了。对方可能是警察，但更有可能是负责反间谍的“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如果是警察的话，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警方牌照有问题，但照警察的工作方式，他们早就该过来直接盘查了，似乎没有长时间跟踪的必要。如果对方是调查局的人的话，问题可就十分严重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完全暴露了。但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们的呢？我们今天凌晨才着陆，此前潜伏人员已经检查了空降区域的周边环境，没有发现敌人，之后我们就到了米厂，哈连长和战士们留在了那里，我和李明下午去花莲旅店开会，在确定了计划和协助我们的潜伏人员人选后，我们又回到米厂，一直等到李学骅把车开到米厂，然后把我们送到王世俊家。难道是我们在进入米厂时就被人发现并报告给调查局了？当时是深夜，能见度很差，不过也不好说，没准孙玉林此前就被调查局人员注意并进行了监控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可真是万分危急了。现在已经没那么多时间来考虑我们是什么时候暴露的了，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车开回米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除非我们能确信把尾巴在路上甩掉，但这也不代表米厂那边尚未暴露。怎么办？看来我只能以攻为守，看看敌人到底知道我们多少了。于是我先用李学骅的手机给孙玉林打了个电话，让他迅速将米厂的所有同志转移到其他地点，他自己离开米厂后也暂时不要再回去，并派人暗中观察米厂周围的情况。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坐在黑色轿车里跟踪可疑车辆的是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调查员厉永平和他的助手王正义，他在这次代号为“钟馗行动”的反间谍调查中被编入a组。刚才总指挥部已经通知他，前面的车的警方牌照是伪照的，车牌号倒是真的，不过那是台北刑侦大队侦二队的一辆不带警用标志的公车的牌照，现在该车正停在刑大的车库里呢。共谍一般不会使用警用牌照的，因为那样风险比较大，看来他们真的是在策划绑架，用警用牌照可以使人误以为是便衣探员在守候和抓人，也可以在绑架后撤离的路上不受拦截。
a组总共有四辆车八名组员，后面的三辆车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和他换位置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辆车长期跟踪而使对方怀疑的情况了。
这时，前面的车又停下了，厉永平的车也在慢慢减速，不知道对方这次又要干什么。几分钟前目标车里的一个年轻人下车进了一家音像店，在里面停留了几分钟后走了出来。共谍不会是执行秘密任务时还有心情听歌吧，也不会是为了买点来台湾出差的纪念品吧，而且他是空着手出来的，看来那家音像店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刚才可能传递了什么情报或报告了什么情况，所以他刚才特地记下了那家音像店的店名和地址。
这时那名年轻人又下车了，但这次目标车没有等他，而是直接向前开走了。厉永平觉得奇怪，难道他是在台湾的潜伏人员，现在要回家了？那可得跟上他，查出他家在哪儿，如果他不是回家而是去另一个接头地点的话就更好了。
他马上也下了车，并告诉开车的调查员继续跟住目标车，并随时和后面的车联系并向黄利平组长报告，然后他跟在了那名年轻人后面。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里坐着的是北部机动组调查员宋太平和刘长勇，由宋太平负责。宋太平在目标车和厉永平的车刚刚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时发现目标车突然停了下来，一名年轻人下了车并向马路右面走去，厉永平坐的车也停了下来，他在后面跟着那名年轻人也走了。看来他是在跟踪这名共谍。这时他的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的声音，告诉他厉永平下车步行跟踪去了，并让宋太平的车赶紧上来和他的车换位置，以免共谍怀疑。
宋太平在用麦克风通知了后面的a组第三辆车后马上赶了上去，排在了厉永平的助手开的车前面，继续对目标车进行跟踪。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厉永平在跟踪前面的年轻人，他刚才刚刚向黄利平报告了方位，这里是重庆南路一段，黄让他一定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厉永平自认是步行跟踪的老手，轻易不会让对方识破的，加上自己身上带着枪，完全可以应付任何变故。
前面的年轻人开始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应该是条死胡同，看来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了，厉永平立即跟了上去。
他刚一探头就感到一个埋伏在拐角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一闪，一只胳膊牢牢地锁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发不出声来，同时对方的手在向右侧卡他的迷走神经，自己的左手也被对方抓住向左侧猛拉，对方是在利用这一左一右的合力使他昏迷，显然是个擒拿的行家。但他也不是白受了调查局的训练的，他用左脚用力向对方的脚趾上使劲一踩，同时右手向右用力拉开对手的右臂对自己脖子的擒锁，向前一进步，在向右转身的同时用右手向对手打去一记反手拳。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见厉永平挣脱了我的擒锁后向我打来一记反手拳就竖起右臂一挡，然后顺势用右手缠住他的右腕向斜后方使劲一拉，把他的右臂彻底拉直了，然后向我的方向猛拉，同时左臂用前撞肘向他伸直的右臂肘关节快速撞去——这一招在中国擒拿术里叫做“韩湘子撞枝”，属于分筯错骨术，即通常所说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