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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明末旱灾、蝗灾、鼠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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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旱灾、蝗灾、鼠疫的情况

    “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一书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1580年—1630年,每五年大旱与大涝的比例为62:18,1635年—1645年的这一比例为45:11,这表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期,全国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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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史》分省列出了明后期的旱灾情况,其中普遍情况是万历十几年左右前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旱灾,然后是崇祯时期的旱灾,由于本&#25991内容关系,我们只摘录万历末期到崇祯时期的各地旱灾情况,对于万历前期的旱灾就不摘录了。

    陕西地区:“万历四十四年,陕西西部地区普遍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元年、二年,陕西半数以上地区出现特大旱灾。崇祯二年至七年,个地区的旱情连绵不断。依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崇祯八年,西安、延安、榆林和临洮四府出现特大旱灾,次年,波及平凉、巩昌二府。崇祯十年至十二年,每年约有半数的府遭受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陕西再次发生全省xìng的特大旱灾。次年旱情持续”

    山西地区:“万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三年中,山西又遭受一轮新的特大旱灾的打击。……万历三十七八两年,山西再次遭受全省xìng的特大旱灾。以长子县为例。万历三十七年‘大旱岁荒,斗栗钱二百三十有奇’,……自此至万历四十六年,山西灾情一直不断”“崇祯六年,除大同府外,山西各地发生特大旱灾,崇祯十年、十一年连续两年发生全省xìng特大旱灾,十三年除大同府外,地均为特大旱,十四年潞安府无灾,其余各地仍遭特大旱灾袭击。……太原府直到崇祯十六年,年年都有特大旱情。山西农业在旱灾的打击下几至崩溃”

    河南地区:“万历四十四年,河南府出现特大旱灾,其他各府也都有旱情。万历四十七年,北部各府特大旱,以后三年,汝宁府连续三年遭受特大旱灾。崇祯七年开始,河南全省转入一个新的干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外,河南各府连续出现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汝宁府也出现特大旱情。这一过程与北方其他省份的情况一致”

    北直隶:“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北直隶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二十九年为除少数地区以外的全省xìng特大旱灾。万历四十三年,全省xìng的特大旱灾再度爆发。此后两年,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笼罩在旱灾的yīn影下。这一时期中,北直隶地区始终可以看作山西灾区的外延。

    崇祯九年开始,北直隶的气候明显趋旱,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旱情发展到顶点,北直隶遭受全面的特大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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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地区:“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全省特大旱”“崇祯十一年,全省xìng的特大旱灾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辽东地区:“崇祯年间,辽东气候正常,未出现异常波动”

    南方地区:“万历十七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地区不见有全局xìng的特大旱灾发生。崇祯大旱在南方发生的时间也迟于北方”崇祯九年,苏南、浙江和江西北部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十三年,南直隶普遍遭受特大干旱,崇祯十四年,湖广地区出现全局xìng特大干旱。

    其次再来看崇祯特大蝗灾。

    旱灾之后继之以蝗灾是通常现象。崇祯期间的旱灾从范围和强度来说都是特大级别的,蝗灾也是特大级别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崇祯十年的蝗灾区,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在十一年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上千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的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在有利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蝗灾重要危害区。南阳盆地也遭受蝗害,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蝗灾区的北界已北推至顺天府密云县一带。长江三角洲在连续两年干旱气候影响下,蝗灾大面积发生,形成了长江流域蝗灾的开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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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崇祯十三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

    明末时期第三大自然灾害就是鼠疫大流行

    根据记载,万历初期的时候,北方地区也曾经爆发过鼠疫大流行,这里不作摘录介绍,主要是摘录一些崇祯时期各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

    山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谨rì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崇祯十七年(1644年),潞安府爆发鼠疫大流行‘秋大疫,……有阖门死绝绝无人收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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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直隶:“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至少是烈xìng传染病的流行”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死亡人口比率相当高,有知是年疫情向真定、保定、顺天乃至京师传播”

    “崇祯十六年的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仍为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炎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是疫传染之烈,让人‘惊畏’,联系周遍各县的情况来看,当然应该是鼠疫了”

    “从běi jīng近郊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知běi jīng城中有可能陷入同样的传染病肆虐中。查《明史.五行志》,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实际上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同样有běi jīng城内发生大瘟疫的记载,如崇祯十四年“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崇祯十六年“

    秋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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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初进军běi jīng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瘟疫流行之后充斥病弱的空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没有遇到象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轻易攻克běi jīng,而事实上进占běi jīng以后,李自成军队可能也感染上瘟疫。不仅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在běi jīng撤退的沿途传播瘟疫,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下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rì闯贼入怀来,十六rì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区,皆大疫,不经者不疫”“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家。……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河南与陕西:在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崇祯八年,崇祯九年,十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六年也都发生大的瘟疫流行。

    以上就是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合并发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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