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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小说网 -> 玄幻魔法 -> 明朝时代——别样视角正论明朝三百年大历史正文 第119节
- 2012-05-3107:55:47
在颜山农死后，他的大弟子何心隐才是真正将泰州学派推向了一个高度，我们要说明的是，王艮、何心隐、李贽都是这一学派阶段性的人物、灵魂性人物。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梁坊村人，29岁乡试全省第一，但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他认为人生应该率性而为，士农工商皆是一样，他否决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何心隐的主张主要是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五伦中，他将朋友看作之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朋友那样是平等的，何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但这个聚合堂维持了12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
聚合堂的覆灭是跟税收有关。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大明朝的税制虽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瓘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的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摊派。作为解决嘉靖财政问题的摊派很快来到了南部各省，这次来到永丰县的是一种叫做“皇木税”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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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税率开始就定的较高，老百姓习惯了也没什么，如果定下较低的税率，一旦钱不够花，反过来增税，则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当这种“皇木税”下到梁坊村的时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们梁坊村的税收是全村统一上交，这样一来县衙派来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隐，何心隐说他们全村已经全部加入聚合堂，对税率做了统一规定，不能再更改。很快县衙以抗税罪将何心隐抓捕，后来同为泰州学派的好友程学颜卖掉家产，将何心隐保释出狱。
何心隐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它抛却人性的私欲，完全以自己族长式的强制来推行，妄图进行复古，当自己被捕入狱后，存在了12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树倒猴孙散。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强势人物维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会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心隐虽然出狱了，但他被发配贵州戍军，一年后他逃离了戍军之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位本来叫做梁汝元的乡绅从此改名叫作何心隐。
心隐既逃离贵州后便去了京城，在颜山农的另一个弟子罗近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门的耿天台，在耿天台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张居正。两人一番交谈后，言语开始不投机，接着便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就在那场辩驳之后，何心隐对友人说道：“张必为相，为相之后必禁止讲学，也必将杀我。”
何心隐的看法是对的，他一眼就将张居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股戾气看了出来。在京期间，何心隐参与了倒严行动，失败后他逃离京城，开始了二十年的讲学活动，从江南到川蜀，从齐鲁到西北，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山川河迹。像泰州学派的其他传人一样，何心隐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
时间进入到了万历年，居正当国，天下学风骤紧，张居正禁止讲学，毁天下书院，张居正的举动遭到天下学子的激烈反对。何心隐联合泰州学派的门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声称要声张正义，逐张去位。张、何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张居正将何心隐定性为妖人，下令全国缉拿。何心隐开始东躲西藏，终于在万历七年在学生胡时和家中讲学时被张居正的爪牙侦知，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抓捕到武昌，学生胡时和一路跟随进京。
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隐跪下，何心隐只是坐在那里，王之垣命人拿条棍抽打，何心隐只是在那里发笑。何心隐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帝国，这无疑是帝国成立一来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明代思想领域界的风向标，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风向标。泰州学派的门人尽皆为营救何心隐而四处奔走，有的去京城游说，有的变卖财产，奈何张居正权势熏天，天下媚张者如过江之鲫，朝中反张的要员也保不得性命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何心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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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62岁的何心隐被当局杖杀于武昌，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与震动，生员们纷纷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当时民愤之大、措辞之烈世所罕见，当年在武昌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张居正的学潮。
1579年是中华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21年后在西方另一位异端思想家布鲁诺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两者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生命，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隐，还是东方的布鲁诺我们已经无法分别，如果能让这两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抑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1579年的杖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6世纪的明王朝，虽然思想看起来自由，但不允许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也带有欧洲黑暗中世纪的**色彩。
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大都“赤手以搏龙蛇”，这种描绘的确贴切，泰州学派的门徒始终坚持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拒不与官府合作，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在他们这里没有门第之见、经院之别，从最浅显的语言入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儒家门徒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隐更是通过创办聚合会的方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大同社会，当与何心隐同时代的英国人莫尔的公有制社会还停留在幻想中的时候，东方的何心隐就已经开始实践了，而英国人欧文的实践却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合居、平等、公有特点的聚合会已经开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级社会摇摇欲坠，它冲击了中国自周代就已经建立的礼乐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旧有的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这注定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何心隐和他的聚合会不仅触及到了伦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这些都不容于这个挣扎的社会，万历七年何心隐被杖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这个社会容不下异端思想。何心隐的乡村试验不顾人性的私欲，强行实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场乌托邦的闹剧，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的确值得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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