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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

正文 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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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3017:19:56

    (续上)

    这是就中国文明被延缓欧洲化的命运所做出的澄清。

    而这一澄清并没有涉及中国历史本身的逻辑。

    近代历史上的各类革命,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为目标的民族独立革命,一种是以推翻君主**统治为目标的社会权利平等革命。

    就这两种革命所需要的动力和条件来看,只要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没有面临被瓦解的可能,革命就将难以产生。

    不仅革命难以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变革也难以发生。

    因为,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及其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将国家看作是文明的载体和代表,也看作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或庇佑者。

    因而,会比日本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

    加上中国文明的内在凝聚力,不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宗教情感和世俗的物质**追求之上,而是建立在知性和包容性之上,要去破坏或者去建立一个不同于这种结构的新社会结构,将十分困难,且要付出巨大代价。

    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所提供的运作惯性,保护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下社会结构不被快速瓦解的可能性。

    因而在鸦片战争70年后,社会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

    这说明,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与欧洲化国家并不相同,促使中国社会结构瓦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部的变迁,而不仅是单纯的外部影响。

    2011-03-3017:26:38

    (续上)

    另一方面,农业-士绅体系的中国文明,很早就较好地将社会权利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以京畿地区和主要城市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体系(士绅政治共同体)和农村地区的乡村自治权利体系(乡村生活共同体)。

    这两个权利(力)体系,以乡村自治权利对行政权力(皇权或统治权)的默许和义务承担为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人以自己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确立了人民自治权与皇权之间的分际。

    而维系乡村自治权的是宗族血缘关系,维系皇权的是来自于宗族的士子及其士子们的仁政社会理想,而在皇权和乡村之间起纽带作用的是士绅阶层。而皇族和士大夫、豪门望族和士绅、自食其力的农民以及产生士大夫和士绅的社会土壤,形成了力量的均衡状态,只要农业经济和农民还一如既往地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石,任何企图打破这种均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而欧洲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在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迫使朝廷西迁西安时,它的主要影响,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和通商口岸,而对乡村自治体系的影响还比较小,顶多是传教士足迹所到之处,弄“脏”了乡村里几个干净的孔庙而已。

    因此,如果在社会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士绅阶层不产生重大的异动,革命是不可能产生和成功的。

    民变可以打击甚至推翻一个帝制政权,但民变不能直接产生革命,即它不能导致社会结构瓦解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秩序的重生;

    政变可以破坏或颠覆政权,但政变也不能产生革命。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众多的民变、兵变和政变,曾经促使25次大的改朝换代,但没有一次改朝换代,可以破坏农业-士绅体系结构的稳定性。

    2011-03-3017:27:59

    (续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没有像日本那样快速走上欧洲化的道路,是由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决定的。

    而中国在极力拒绝欧洲化的同时也将社会革命给搁置了起来,也同样由历史逻辑所决定。

    所以,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社会变革,不仅不可能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时代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产生日本那样的结果。

    2011-03-3017:30:18

    【史外肆言】上述一段分析,尤其是所持的中国不可能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欧洲化道路的结论,曾经在居原氏的朋友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希望朋友们就此谈谈看法。窃以为,要破解至今仍然困扰我们的对欧洲的思想迷思,此问题必须有一个结论不可。

    敬请各位大侠发表高见。

    2011-03-3017:39:05

    4、走向革命

    而时间到了1905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内部状况,已经有了重大的不同。

    第一,作为儒学之本的经世之学的复兴,使儒学分支程朱理学的影响走向终结;

    第二,在内忧外患刺激和欧洲思想、强学之风影响下,士绅共同体开始走向分化,独立知识群体的形成以及绅商合流、军绅合流趋势,使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解体进程;

    第三,经历了洋务运动及工商业的发展、维新变法及1901-1911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后,迟延不决的君主立宪规划,不仅未能使帝制国体顺利地转向君主立宪体制,还使酝酿中的社会变革,获得了激进性质的革命力量的支持,且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引发民族生存危机的外国列强和满清政府;

    第四,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借着西方的各种主义与观念,强烈地冲击着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并在广东沿海(包括福建)、江淮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和强学风气浓厚的两湖、四川等地,导致人心思变和地方的独立倾向。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一场社会革命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

    2011-03-3017:41:05

    (续上)

    对此,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倾向最终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3】

    君主立宪的失败,意味着帝制国体在近代转型的第一次失败。

    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3】[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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